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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体育少儿培训大学入学率仅6%：这7000万儿童的教育困境何解？
愿流动儿童能有更多适合自己的、安稳的教育土壤，千万个流动的童年能够得到妥善的安放，颠簸的生命能够在波澜中开出花。
在这个时代里，流动是一种常态。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很小就体验了这种状态。
比起留守儿童，他们有更多机会与父母在一起；比起拥有城市户籍的孩子，他们的生活又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甚至在诺大的城市，找不到一张课桌。
2020年，全国流动儿童多达7109万人，将近是2010年的2倍；流动儿童占儿童总人口比例为23.9%，这意味着每4个孩子里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数据来源：《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1-2022）》，下简称《报告》）
然而，他们却经常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尤其是在所接受的教育上，他们更是经常处于“失声”的状态。
“我在上海读初中的时候一直是年级前几名，刚刚回去时对本地的教学不适应，成绩不太好，所以挺难过的。”
“离开学校的那天，我和好朋友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慢慢地，我和朋友们之间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
后来，她通过高考“回到”上海，但“外乡人”的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她的心里。（案例来源：湃客工坊）
诸如这样细微的叙事，往往比宏大的概念更接近流动儿童，他们不是调研中一个个冰冷的数据，他们是真实的一个个不被看见的个体。
他们在流动中的波澜，他们无处安放的童年，他们的教育困境和背后的流动家庭等等，需要被看见、被走近。
上学，意味着出路。但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还没有正式开始上学，困难就已经到来了。
流动儿童所就读的学校包括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无论哪一类学校，入学条件都不简单。
材料准入制指的是流动人口需要拥有政策内所要求的的材料，其子女才能有在本地入学的资格。
2019年，北京要求流动儿童入学需要“四证齐全”，即实际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簿和居住证，可要拿到这些证明并不容易。
一位家长就说，她自己就经历过房东不愿意提供房产证照片，相关不了，最后不得不通过求人情和花钱的方式才终于准备好了所有材料。
积分制则是让流动人口参加积分管理，按积分由高到低的顺序安排适龄儿童入学。听上去很灵活，但积分制的考核指标并不少。
文章开头说到的韩青，当年就是因为无法攒够几分而无法升学，“献一次血可以得2分还是3分，但用这种方式，什么时候能积到？除非是高学历、高收入，普通人想要达到120分，太难了。”
政策照顾制主要是针对特殊群体子女的，比如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子女等等，覆盖面更小。
2021年，《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指出“建立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检测和通报制度……原则上不得审批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这就意味着，民办教育的比例是有限的。
有限的比例，带来的影响就是民办学校的缩招和关停，如此一来，民办学校的学位就愈发紧张，学费也水涨船高。
李霞在广东打工，她和丈夫的每月工资加起来也就五千多块。哪怕政府发放民办学位补贴，孩子每学期能拿到一千块补贴，在上万元的学费面前，这个家庭还是显得有些局促。（案例来源：《报告》）
近年来，相关部门也在努力实现随迁子女教育的公平公正。比如浙江省乐清市就先后出台多个意见与方案，推动公办学校实行“零门槛入学、无条件转学”，放宽随迁子女入学条件。
像在北京，只有22%的流动人口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能和父母在一起。而和父母在一起，原本是每个儿童的权利，是不论户籍，不论家庭收入的高低，都应该得到的权利。
很多流动儿童成绩不好、厌学，最后选择放弃学业。但这种选择在很多时候并不只是个人的意愿，它受制于教育机会和资源的不平等。
近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过往那些影响流动儿童融入新群体的显性因素，比如个人卫生条件的好坏、吃穿用度的多少，以及娱乐方式的差异等，影响已经逐渐减弱。
彭鑫来自云南，目前在南京某小学念书。由于种种原因，在来南京之前，他已经在云南、福建的学校间多次转学。他先是在云南老家镇上的小学，后又去到福建厦门的小学，接着又回到老家县里的小学，现在又来到南京。
在学习上，他始终处于探索不同教学模式的状态，但由于频繁地转学，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赶上老师和同学们的进度。久而久之，彭鑫在学习上接收了太多负面反馈，他也丧失了学习主动性。（案例来源：《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下简称《融合》）。
北大的宋映泉老师带领团队，连续5年跟踪了北京打工子女学校的1800多名初二学生，发现这些孩子到了高中的入学率只有40%，同时期全国高中的入学率平均是88.4%。而且，这个40%还包括了职高和普高，其中普高不到1/3。
到了该读大学的年龄，这群孩子中只有6%的人读上了大学，同时期全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是40%。
而没有归属感，是流动儿童们面临的又一难题，这一难题的体现之一就是语言的差异。
郭海来自吉林，小学二年级时转学至南京，东北口音成了他融入新班级时最大的困难。
在影视作品的作用下，很多人对于东北方言的印象都是滑稽有趣。当郭海来到南方，用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与同学交流时，同学们总是有意去模仿他的口音，并从中取乐。“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我明明没有答错，但全班同学却因为我的口音而哄堂大笑。”
哪怕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郭海的普通话有了很大进步，他还是会因为语言而感到困惑：“在老家，老师和同学都这样说话，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同学老是笑我。”（案例来源：《融合》）
王梦祖籍山东，跟随父母来上海已经十多年，但她依旧不是很懂上海话，有时候还会努力地学习几句上海话，试图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当爷爷奶奶问她是把山东当成家，还是把上海当成家时，她迟疑了一会儿，说：“感觉都差不多。要么上海和山东都是我的家，要么都不是。”看似淡漠的答案，实际上饱含着心酸与无奈。（案例来源：湃客工坊）
有流动儿童感慨自己似乎从来未属于过城市，漫步在高楼间总有种旅游的错觉；但也同样不属于老家，徘徊在街道中总感受到陌生的气息。
“唯一能确定的，大概就是我是爸妈的孩子，只有打开房门进入自己家里时，我才真切地感到安心。”
而以上这些隐性因素往往难以察觉，它们经常被冠以孩子性格内向固执、学习态度不端正之名，而孩子们，也就这么在流动带来的失去和不安中默默长大。
诚然，孩子们在跟随家长流动的过程中，能接触到多样的信息和资源，拓展视野；但与此同时，流动让这些家庭暴露的、给这些家庭带来的问题并不少JN体育。
如图所示，流动儿童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养育环境上都处于弱势 图源：《报告》
相较本地父母，流动儿童的父母收入总体相对较少，教育投资自然也较少；流动儿童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相对更短，所掌握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也会相对匮乏；加之他们的工作时间相对更长，陪伴孩子的时间也会随之减少。
“我们是吃了没文化的苦，不想让他以后过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只要他学习好，我们干什么都愿意”“只要是为了学习，买什么我都没意见”……
而高期望和弱势条件往往让他们在教育上事与愿违，具体表现就是亲子关系的疏离与家庭里的高压氛围：
“当一个小孩子就是不容易，有很多话都不敢对爸爸妈妈说，即使是他们不对，也不能说，一说不是挨骂挨批评就是挨打。”
“我知道爸妈是为我好，可是学习好也并不能代表一切是吧，但是他们不管，只要我考得不好，我爸就会骂我，有时还会用皮带打我……考试完我有时都不敢回家，好害怕。”（案例来源：《融合》）
这些采用“棍棒教育”的父母，往往本来也不愿意打骂孩子，“我也知道打骂不是办法，可这孩子很皮很让人费心，不打他根本就教不了他，我也知道打不是办法，但是就是气啊，没有办法。”
当然，以上困境也不是无法破除。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的完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部分流动儿童的父母在新的环境中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教育理念，亲子关系也在一步步变得融洽。
需要各方的努力，让流动儿童能有更多适合自己的、安稳的教育土壤，让千万个流动的童年能够得到妥善的安放，让颠簸的生命能在波澜中开出花来。
[3]教育思想网: 六一深度观察 ∣ 何去何从：北京的流动儿童上学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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