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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孩子——鲁迅的儿童教JN体育育思想 李晓东

发布时间：2024-02-03 11:51:44 丨 文章作者：小编 丨 浏览次数：570

　　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痛切地呐喊“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揭开了数千年的吃人黑幕后，这位中国现代最深沉的思想家热切地希望后代子孙不再重蹈这样的命运，而救孩子和怎样救孩子，便是如何改革和实施新的儿童教育。这是一个鲁迅至为关切且投入巨大精力的问题。第一篇白话小说而外，他的第一篇杂感——《新青年·随感录二十五》更专论儿童教育。在其日后的思想与创作中，不仅写出一系列专门讨论儿童教育的文章，如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是怎样教育儿童的》《看图识字》《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等，而且其他题材的创作也于此颇用心力：《朝花夕拾》绘制出真趣盎然的儿童世界；一篇篇“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小说里，跃动着一个个小主人公迥异而生动的面影；散文诗《野草》和为数不多的诗歌创作里，也包含着《雪》《风筝》《桃花》，还有翻译介绍外国的童话与图画。就创作历程而言，从《狂人日记》《新青年·随感录》起，每一时期，甚至每年都有有关儿童和儿童教育方面的创作与论述。无论个人境遇与思想发生怎样的变化，始终未曾丝毫放弃，由于后来自己有了孩子，其观念愈益坚实和富有可操作性。可以说，鲁迅不但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曾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儿童教育观，构成这位中国现代思想革命主将之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翼。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救救孩子”的根本目标便是要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不再吃人，从而成为“真的人”。“立人”思想是鲁迅一生的思想核心，也是其儿童教育思想之理论原点。

　　《新青年·随感录二十五》源起于对严复记述的北京儿童生存状况的共鸣。鲁迅不仅“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众所周知，赫胥黎《天演论》（现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是社会进化论的经典，鲁迅同样深受浸润，这句话正表明他同样以进化论为透析儿童问题的解剖刀。如果说1918年5月发表的《狂人日记》里的呼喊尚显空洞的线日的这篇《随感录二十五》则明确找到了“救救孩子”的理论依据。“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一一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孩子是“‘人’的萌芽”，也是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寄。然而，“人”不会自发产生，中国数千年来生息过无数代的人，也即无数代的儿童，“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人’的萌芽”。因此，“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社会的变迁也便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循环。要想“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跟上“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的时代步伐，便必须“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走上真正做“人”的道路。这就要求先觉者——虽然他们本身也深受吃人礼教之浸染、毒害，但却觉醒起来一变先前的“孩子之父”为“‘人’之父”，“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狂人日记》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其实可以分析出两层意思：一、孩子尚未吃人，应及早将他们救出垂传数千年的人肉筵宴，使他们不再吃人和被吃；二、孩子尚未开始吃人，那么，他们便仍保持真纯的人性，还是“真的人”，故而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立人”的典范与标准。孤独冷漠的魏连殳将房东的四个“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硬讨点心，乱得人头昏”，且“丑得可以”的孩子“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就在于相信“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儿童教育，……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魏连殳怀抱着深沉的启蒙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作者的精神投射。“我”和闰土童年的纯真友谊已为岁月和生存的艰辛筑起一道厚障壁的时候，“我”依然坚信“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真诚地祝愿“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并由此驱除了回乡所引发的悲凉，燃起对生活新的希望。鲁迅之所以“从记忆中抄出来”《朝花夕拾》，乃源于对曾为“先觉者”的“名人名教授”和寄予厚望的青年的愤懑与失望，转而回顾儿时生活，营造一个个真趣盎然的童年世界，以拯救自己“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而最初的认识人性之恶，也起于童心的为之刺伤而至破碎，当“S城的人的脸早已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了然”的时候，少年鲁迅决定“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走出了S城，也走出了自己的童年，但童年的记忆深留心底，成为日后“改造国民性”思想，也即“立人”思想之最初潜伏。

　　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是以反对封建礼教为己任的，所谓“立人”即将人从旧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赋予高扬的个性精神。鲁迅的儿童教育思想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同样以抨击封建礼教对儿童的扼杀为基础和前提，而且由于亲身在那一环境下成长起来，所展示与剖析因之更其全面与深切。

　　鲁迅的小说里，也有为疾病和迷信送掉性命的宝儿（《明天》）；因居深山，被狼所食的阿毛（《祝福》）；动辄遭打，被迫缠足的六斤（《风波》）。但更多也更本质的，则是“精神的虐杀”。

　　鲁迅正是提起这一总绳，一步步展开自己对于旧时代儿童教育的批判与讨伐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鲁迅早期专论儿童教育的名文，作者开宗明义：“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之所以由此立论，乃“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中国的旧礼教建立在中国式的宗法家族制之上，其伦理道德必然是长者本位的，“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儿童无疑属于幼者，故而仅只是长者，是父亲的衍生物与附属品，不具备作人的资格。他们只承当义务而不拥有任何权利，在根上为长者所漠视与忽略。这样便产生了两种“教育”儿童的方法，其一是“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随便辗转，没人管他”，“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无论如何，父亲的权威已由生育一事绝对地树立起来。其二则是完全不顾儿童的意愿和心理特征，将长者的意志强行灌注给儿童，用长者本位的思想对儿童施以精神虐杀。鲁迅在其各类创作，特别是在散文集《朝花夕拾》里，展示了各种各类“教育”儿童，实质则扼杀儿童的方式与途径。而“孝”正是专一要求幼者为长者做无条件的牺牲，故而鲁迅于兹抨击最烈。《二十四孝图》里记述“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是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JN体育，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一段的事迹”。人的思维成长是先形象思维而后理性思维，故而儿童对图画便怀有极大兴趣，加之人所共知的故事图文并茂，本应给儿童带来快乐和教益。然而，“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却由原先的兴奋一变而为扫兴，因为其中宣扬的所谓“人伦之本”的“孝道”竟如此之虚伪残忍：老莱子年届七十却“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郭巨仅因“贫乏不能奉母，子又分母之食”，便欲将年仅三岁，在母亲怀里高高兴兴玩耍的儿子埋掉。儿童的心是极自尊而且真诚的，但张扬“孝道”的人却要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假扮儿童，“整年假惺惺地玩着一个‘摇咕咚’”，这本身就是对儿童的辱没；而“诈跌仆地”更与儿童天性大相径庭，因为它明确表示出“行孝”可以违心撒谎，然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因此，“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郭巨埋儿”则为了长者的生存，让最弱、最该受保护而又最无辜的幼儿承当最可怕的牺牲——以儿童的生命做“行孝”的祭品。尊之为儿童教育的典范，无疑诱使乃至胁迫幼者为长者的利益付出任何代价。这种“以不情为伦纪”的教育使儿时的鲁迅深感厌恶与恐惧。不仅再不看“老莱娱亲”的一页，而且为自己的命运暗暗担忧，“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第2卷，第256页），更何况《二十四孝图》中还有“卧冰求鲤”“割股疗亲”“曹娥投江”等同样让幼者有性命之虞的所谓“孝迹”呢。

　　如果说“孝道”是依长者本位思想“教导”儿童为长者做无条件无限度牺牲的话，这一前提下的另一结果则是掌握儿童教育权的成人对儿童天性的彻底无知与漠视。他们以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任何不合乎这一准则的言行都必遭粗暴压制。《五猖会》叙述作者幼时兴奋地准备去看渴盼已久的“五猖会”之际被父亲强令背诵《鉴略》的事。文章最后说：“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源于“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圣人之教”要求儿童“驯良”“温文而雅”，而做到与否的一个重要标识便是看“步伐”——以为可由步履见出修养学问——“有教养”的儿童必定是，也必须是“步履徐缓”的。童年鲁迅仅为看“殊与‘礼教’有妨”，读书士子从来不肯赶去看的“五猖会”便“大失体统”，当然该“当头棒喝”了。这一场面，是儿童横遭“父权”戕害的最充分展示。“‘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父亲“慢慢地说”，一方面为子做“行为表率”，另一方面则蕴含着绝对的威严；而孩子只能心怀恐惧地服从，JN体育等待将到来的命运。父亲发出“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的命令后“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而“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迎神社赛，万民同乐的春日里“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内心翻卷着精神的凄风苦雨。于是“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长久的梦想在实现前夕却被粗暴地剥夺了。

　　其实，鲁迅是知道父亲让他背书的原因的，他所诧异的，是父亲对一个年仅七岁的儿童精神扼杀如此之彻底决绝，“要使孩子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更诧异的是，虐杀者竟对自己的残忍毫无感觉，反而以之为正确、应该，而且道德。对后者的展示与批判集中在散文诗《风筝》里。“我”不仅不赞成、理解，“大概十岁内外”的小兄弟出自儿童游戏的天性对于风筝的心爱，而且“以为他（放风筝——引者）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是笑柄，是可鄙的”。当发现了小兄弟偷做风筝之后，“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于是“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都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我”自信十足地以为自己是在为小兄弟好，所以才在破坏之后“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追本溯源，仍在于“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而两条件之中又以前者为本质，“悌”与“孝”一样，也是幼者必须无条件尊奉的伦理准则——依然是长者本位思想。

　　“我”“得到完全的胜利”之后，“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短短一句，便极充分表现出成人对于儿童的极大漠视，而这种漠视贯穿到几乎所有旧的儿童教育中JN体育。幼年鲁迅极想得到一套绘图的《山海经》，以至“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过于念念不忘”，但“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甚至注意到一个孩子的愿望，即使他的心愿再强烈。当听到阿长说“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时，“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之所以如此，乃因大出意外，之所以大出意外，乃因当时无视儿童心愿是普遍的，也是正常的，而重视和满足儿童心愿，那怕只是很小的心愿，都极为少见，因此当然地“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但就是这“有伟大的神力”的长妈妈却只因小隐鼠要缘着她的腿爬上去，便将其一脚踏死了，而这隐鼠是鲁迅儿时第一个心爱的小宠物。

　　书塾是旧时儿童接受正规教育的地方，也是系统压制，以致消灭儿童天性的所在。少年鲁迅在百草园里可以寻到“无限趣味”，但到了三味书屋后即使偷空到后园玩耍也必须“静悄悄地没有声音”，因为先生有戒尺和罚跪的规则。“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而好奇与爱美也是儿童的天性，然而在书塾里一并受到压制。“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戈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七八岁的孩子满心以为“渊博的宿儒”会圆满解答学生的疑惑。然而，“‘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儿童的好奇心受到无情打击，而且由之“自觉”地将好奇心消弭。有画的《山海经》曾给一个孩子带来多大的喜悦，然而“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只许读《千字文》《百家姓》及“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的《鉴略》，而教学方法则是“读熟”“背出来”，学生“一字不懂”，只能而且也只要“读下去，记住它”，然后“梦似的就背完了”。

　　《朝花夕拾》里有一个颇独特的人物，那就是衍太太，“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然而这位孩子们最视为可近的人却并非真的关爱理解他们，而是“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对儿童极尽欺骗、取笑，甚至于侮辱之能事。儿童一旦觉悟，这一方式所带来的心灵伤害是至为巨大的，鲁迅的最终走出故乡的直接起因便是衍太太的流言。

　　上述的所有都贯穿一个思想，那就是不把儿童当人，虽然“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但儿童是其中最为不当人者JN体育。这些思想、体制、方式下教育出来的儿童不是“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掏”，便是麻木愚昧。《长明灯》里要熄灯放火的疯子被孩子们旁观取笑，结尾“我放火”的呐喊与孩子们的笑嚷儿歌相交织，似乎象征着对于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的消解。大良、二良们不吃胸怀启蒙思想、真心爱他们的连殳的东西，却兴高采烈地在已“真是失败者”的连殳那里“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换一点赏赐，他之所以“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固然与经济的极度困窘有关，但深层是对于孩子——他一向的希望之所在的极度失望；而在“首善之区”里，无论买包子的孩子还是小学生，都仍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鲁迅在第一篇杂感——《新青年·随感录二十五》里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这句话是鲁迅对旧式儿童教育的精到概括，如何使孩子从小就被当作人，从而让他长大以后成为真正的人，便是鲁迅儿童教育思想的总纲。

　　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便是旧伦理的废弃与新伦理的产生，简单地说，就是由长者本位转到幼者本位，自成人本位变为儿童本位，将“恩”换作“爱”。中国的长者之所以“独对于自己的孩子，却威严十足”，乃因旧伦理认为幼者的一切俱自长者而来，父母对子女有绝对的“恩”。鲁迅以进化论为武器，对这一传统道德观念做了彻底的颠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明确指出：“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生育就其本质而言只是生物界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父母虽然生出了子女，但根本上也是仅在生命的长链中“做一个经手人罢了”，“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而“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而之所以进化，根源于一种“内的努力”，它使生命向更高层次发展，“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由此可知，后起的生命是进化的归趋，也是前代生命存在的意义，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人类也一律，父母的生命应该为子女牺牲，而不是如中国旧道德那样相反，这就要求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

　　这种新的道德观念指导下的长幼关系的维系不用“恩”而用“爱”。JN体育因为“爱”是生物的天性，“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的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人类本性亦如此，“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这种幼者本位的亲情伦理在欧美的家庭和中国“未曾受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那里一直存在（鲁迅的作品多处描绘了无知识的民众父母对子女的无限的爱：祥林嫂不厌其烦地重复阿毛的故事；宝儿在身边吃茴香豆，单四嫂子感到“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而儿子死后却留给这个“粗笨女人”难言的无边空虚）。父母为子女牺牲，并不希图得到什么报偿，这种出于“天性的爱”的牺牲本身便是长者最大的收益。

　　因此，中国觉醒的人们应站在新的立场上“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抛弃“抹杀了‘爱’JN体育，一味说‘恩’”的虚伪道德，秉持以天性真情为基础的幼者本位伦理，并“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总而言之，最终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真正的人。正是在这一原则下，鲁迅展开了自己的儿童教育的具体方式途径。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实施正确的儿童教育“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孩子的发达”。这一主张的本质正是将儿童视作真正的“人”，而对无视儿童本性的反驳。鲁迅对于儿童有着极深的理解：“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朝花夕拾》便是年过不惑的鲁迅“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十篇散文不仅娓娓述出儿时的宗宗件件，而且叙儿时事则完全用儿童视角，所思所想所虑所行都是真正儿童的。如幼年喜欢小小的隐鼠，“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啮破了箱柜，JN体育偷吃了东西，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也和我不相干，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得知家人要送自己到书塾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罢，……”，孩子的心以为自己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家人才托严厉的先生管束，于是幼小的心灵一一反思自己做过的“错事”。《朝花夕拾》里，交相使用成人与儿童双重视角，时而“水里”，时而在“岸上”，自切切换，随间进出，两种视角相互对照，愈见其差异，其深层则在唤起成人对于儿童天性的注意。只有理解儿童、尊重儿童，才能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教育。

　　只有立足儿童本身，顺从儿童天性，才可能有真正的儿童教育，而只有真正的儿童教育，才可能培养出有着健全的身体和人格的孩子，使他们能够“健康，活泼，顽皮”地成长。而只有儿童真正作成“人的萌芽”，中国才有走出奴隶循环圈，建立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希望。